但是，农地的公益性则是一种确定和现实的公共利益，即前文所述之经济安全、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
比如说，杭州的软件园区，北京的中关村高科技园区，都给企业一定的行政资助。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倾销，这一点工商机关的领导同志特别清楚。
比如，做出一个行政指导行为之后，要求企业把它最后的处理意见、整改意见向我们报告一下，以便公布出来。但这必然得罪老百姓，实际上做起来也很累，因为须要应付各方面的监督啊。这只是众多典型事例中的一个。行政指导强调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互动关系，注重听取和尊重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和需求，为其表达利益诉求提供较为充分的空间，故成为实现行政民主的渠道和提供行政服务的载体。民主行政的要求是，柔性管理与刚性管理相结合，逐渐提升公开、互动、参与、合作行政的水平，充分表达、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愿望和权益。
还是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中国还会继续发生宏大、深刻的变化，但要真正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实现中华复兴梦，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一定要协调发展，否则走不远、走不稳。书面征求意见是对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的法律案或法规案，在常委会初审后，由常委会工作机构将草案印发各有关机关以及法律院校和科研机构等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然后将意见整理送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委会会议。
听证陈述人需要事先明确表明对听证事项所持的基本观点，因为确定立法听证参加人时应选择代表不同意见和不同利益的组织和公民。在法律法规草案的起草准备阶段，有立法提案权的国家机关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有关单位、专家学者和群众的意见，起草小组根据这些意见对法律草案加以修改，然后再讨论、征求意见，几上几下，最后才可能形成向立法机关提出的正式法律草案。若没有立法公开制度，要建立并实行公民参与立法的制度就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其效果是大打折扣的。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等一般作为听证机构组织召开听证会。
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难以想象什么是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此外，还需确立公众参与立法的其他配套制度。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这里指称的公众参与立法主要是通过某种途径和方式将意见或意愿向立法主体予以表达，并不对立法主体构成实质约束力，有关立法最终仍由立法主体决定，而直接民主制的立法则意味着公民个人的同意与否直接关系到立法是否通过和有效。[19]参见邹平学：《完善人民代表选举产生机制的若干思考——为纪念人大制度50周年而作》，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1期。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可程度是与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成正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参与不仅是决策民主化的体现，更是法律社会化的过程，立法过程的悄无声息必将导致执法过程中法的社会认可程度的低下。
其次，即使受委托者无意背叛委托者的信任，然而现代立法活动和立法技术高度复杂，许多问题的解决是仅有一般知识的立法机关的代表们无法单独胜任的。结语古希腊那种建立在狭隘的公民资格范围，及其面对面的政治活动的小规模共同体基础上的完全直接参与立法的制度形式，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公众参与立法在中国其实并不是新鲜的事情，立法实践中早就有了多种形式的公众参与。[4]如何使立法过程成为公众认同法律规范、增进法律实效、形成法律信仰的过程，成为培育公民精神和公民身份的过程，成为实现程序正义的过程，成为达成法治国家的过程？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是让人们体会法之公正的一条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路。
这些方式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随意性。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立法过程，从而影响立法的结果。
除此以外，宪法中还有一些条款也间接为公众参与立法提供了根据，如《宪法》第三条、第五条等。公众参与立法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有机契合，它以程序的正当性弥补代议制立法正当性的不足。
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推进，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将更多，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社会公众能更加广泛、更加主动、更加有效地参与立法，真正实现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这当然需要长期艰苦的探索和努力。对立法作出直接和原则性调整的《立法法》更是明确了公众在立法领域的参与权。公民主动向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立法建议。[15]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126页。在法律案的审议阶段，人大常委会根据实际需要，也可召开座谈会。基本上所有立法草案，无论在起草阶段，还是在审议阶段，都采用书面征求意见这种形式来让公众参与立法过程，已经成为一套征集意见的常规机制。
从法案的个案公开到常态公开，从立法单一环节的公众参与到从选项、起草到审议的全过程参与，中国对扩大公众立法参与一直在改革探索与实践着，在立法主体对公众民主权利的充分尊重和公众积极参与立法的良性互动中呈现出渐进式发展的良好态势。[18]概括地讲，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际运行中，人民行使立法权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行使立法权。
[21]参见马怀德：《中国立法体制、程序与监督》，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如果说听证制度解决了不同利益的普通民众参与立法的制度化问题，立法助理制度解决了专家参与立法的制度化问题，那么规范化的立法信息公开制度则解决了公众知晓立法信息的途径制度化问题。
在代议制民主下，现代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一般属于间接立法，即由公民选出代表，由议员或代表组成代议机关，再由代议机关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制定法律。正是宪法对公民基本的话语权的规定，才为公众参与立法提供了权利基础。
（四）建立立法助理制度立法助理制度是在代议制民主基础上产生的民主立法程序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是随着近代各国立法工作的专门化和立法机构职能的不断强化而发展起来的一项协助立法机关工作的立法制度。立法助理制度在中国可以说是刚刚起步，在建立过程中要注意：第一，立法助理制度一定要建立相应的规则。人民据此可以直接参与到国家立法权的行使过程中去，使立法更直接、更充分地反映人民的利益主张和意志。在中国目前一元两级多层次的立法体制内，公众参与的协商民主形式渗透在宏观和微观、中央和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等多个立法层面发挥作用。
立法助理之所以有民主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立法助理来自于民间，是公众的一员，所以他的意见和建议可以视为公众表达的一种途径。[3]参见[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7页。
因为公众参与立法只有在通过制度获得权利、方式、途径等方面的保障，才有可能参与，才有可能有序地参与，才有可能有效地参与。需要注意的是，第三十四条对于听取意见用了应当来表述，说明对于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是选择性的程序，而是必经的程序。
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的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创制权，如瑞士、美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等。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快速、便捷地就法律草案、立法项目建议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立法机关将网络作为发表立法议题通告、收集公众评论重要的渠道，公众可以针对公告的立法议题直接在公众参与的电子信息系统内发表意见、交换意见、进行讨论，从而为其掌握第一手的立法资料提供便利的条件。
立法程序也不能只是立法机关内部的活动程序，还应是保障与表达民意的方式与机制。立法听证会保证利益主体既能与立法主体互动沟通，又能和其他涉法利益主体直接对话，从而有利于立法机关在立法中居间裁判、利益协调和平衡。由于历史和政治体制的原因，中国的利益集团发展十分缓慢，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五）培育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在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中无处不在，时刻影响着国家的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治制度的产物和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社会多元化的反映，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渠道。
[23]参见佟吉清：《论我国立法公众参与的法理基础》，载《河北法学》2002年第5期。[5]参见徐向华主编：《新时期中国立法反思》，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限于文章篇幅，这里主要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发展路径。中国人大代表选举机制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同时，目前也存在一些不够民主、不够公正的方面，如选举组织不中立、选区的划分不合理、候选人的区别对待、选举过程中缺乏对代表资格的审查、选举过程中缺少竞争、选民利益动因不强、选民了解候选人的渠道欠缺、直选层次较低等问题。
[23]虽然公众立法参与源于古希腊直接民主的政府运行模式，而由于直接民主所需的苛刻的地理、人口等社会条件限制，只适合于小国寡民社会，于是人们采用了另一种更为现实的方式——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2）逐步改变选区的划分办法，改进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在选举法中增设独立候选人的规定，同时规定政党和人民团体推荐候选人以及选民或者代表联名推荐候选人的人数比例，特别要限制政党和人民团体的提名候选人的名额，要给其规定上限，这样可以有效保障选民和代表提名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从起点上增加代表的代表性和广泛性。
